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在家里，自己像妈妈的伴侣，而不是她的孩子？
过去两年，社交媒体上流行起这样的说法：“给母亲当丈夫的女儿”“女儿是妈妈的精神老公”。
它们之所以让人心头一震，是因为精准戳中了东亚母女间的“共生困境”。
父亲作为伴侣长期缺位时，母亲会不自觉地把情感与责任转嫁到女儿身上。这种“亲子关系倒置”，让许多女儿从小就成了母亲的情绪垃圾桶。
那时，你可能以为这是爱，直到长大后才恍然明白：
“母亲的痛苦不是我造成的，而我的痛苦却来自于她。”
母亲的“牺牲”，常常变成子女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来源。很多女儿被愧疚感裹挟，试图“拯救”母亲。更复杂的是，母亲常常“不得不”站在父权社会那一边，令女儿感到“背叛”，行使以爱之名的伤害。
日本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在工作中见过无数这样的案例。那些强势的母亲，不仅过度介入女儿的生活，还要求一辈子住在一起，将来为自己“守墓”。她因此创造了一个词——“守墓女儿”——专指被母亲过度干涉的女儿。这个名词一经提出，就引发了日本舆论的热烈讨论。
在《别了，母亲——守墓女儿的决断》中，信田以一个半虚构的母女关系咨询故事切入，展现了：母亲越想抓紧女儿，越让女儿抑郁，越是互相伤害。
信田女士则明确站在被控制的弱势一方，一针见血地把母亲对女儿的控制，归因于母亲自身夫妻关系的失衡和这背后的社会结构。
“我始终只是为了那些痛苦的女儿们而写作。”信田女士认为，女性们能够从母亲的人生中获得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以下是简单心理和信田小夜子的对谈：
寄生在女儿身上的母亲
简单心理：阅读完全书，感慨于您对团块世代（1947～1949出生，日本二战后第一次婴儿潮）这一代母亲心境的剖析。在您与上野千鹤子女士的对谈里，您也提到这一代母亲已经“陷入半狂乱状态，源源不绝地向咨询中心涌来”。她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信田小夜子：作为战后民主主义下接受过最优质教育的女性，她们在学校里被教导了日本国宪法中的男女平等原则。然而，日本社会的常识并未同步更新——女性被普遍认为必须在25岁前结婚，甚至流行一句说法：“24岁是极限，像圣诞树一样过了就该收起来。”
此外，当时的婚姻以包办婚姻为主，恋爱婚姻较少，但从团块女性一代开始，自由恋爱开始超越包办婚姻。这一点也成为了一个分水岭。
尽管她们通过恋爱婚姻自行选择了伴侣，但绝大多数女性在结婚（最迟生育）前都会辞去工作，甚至出现了“寿退社”（Kotobuki Taisha）这一说法。
她们认为自己能够自主选择人生，相信爱情、性与生育的“三位一体”理论（浪漫爱情理念）而结婚，却最终过上了全职主妇的生活。这种落差导致许多人放弃了对自身人生的追求，将未竟的期待寄托在女儿身上。所谓“半狂乱”状态，正是因为最后的希望——女儿——似乎背叛了她们。
简单心理：您为什么想要走进她们的内心？这种研究兴趣主要来自哪里？
信田小夜子：我生于1946年，与她们几乎同代。正因如此，当我看着她们一层层笼罩在女儿的人生上时，心中常有惋惜：为什么要让自己过上如此凄苦的人生？为什么不试着改变？
简单心理：您所描述的这一代无法离开女儿的母亲，她们的强势远远超出一般程度，几乎到了狂乱的地步？
信田小夜子：许多女性从小甚至无法自行挑选衣服——什么颜色适合、什么款式该穿，母亲早已替她们决定。“你只能穿亮色”“你的头发长度最多到耳朵”等等。那些一直按照母亲要求打扮自己的人，离开母亲后，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其实喜欢长发，喜欢黑色衣服。这种由对方指定穿着、塑造外表的控制模式，在家庭暴力型婚姻中也屡见不鲜。
简单心理：虽然这一代母亲通过付出来控制女儿，但做母亲并不轻松。英美文学里不乏“逃离母职”的叙述。想问下您认为东亚母亲的特殊性在哪里？如何看待这一代东亚母亲无穷无尽的付出行为？
信田小夜子：当无法接受现状、现实充斥着无尽苦恼时，从该环境撤退或离开显然是最现实的行动。
然而，当社会系统或社会常识不允许从该环境离开时，可采取的行动便会走向对立面。即，当无法否定母性并从母亲角色中抽身（东亚女性往往不被允许这样做）时，便会走向对立面的过度控制或“给予行为”。对立行为的根源往往是相同的。
简单心理：您在书里提到一个概念“寄生”，母女关系就像细叶榕与寄生树的关系——“树的宿主又细又弱，寄生在高枝上的植物却枝繁叶茂。也许，那株寄生植物已经完全侵占了宿主。如果不仔细看，寄主和宿主就像一棵完整的树”。这种寄生关系的形成，主要出于哪些原因？
信田小夜子：那句“都是为了你”是最能削弱女儿抵抗力的咒语。母亲不断展示自己的不幸，将对丈夫的抱怨与对人生的挫败倾倒给女儿，让女儿相信：只有自己才能支撑母亲。
于是，认为“只有自己能让母亲幸福”“为了让母亲幸福而活”的女儿们，并非为了自己的人生，而是为了让母亲幸福而活。在这样的关系中，母亲寄生在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女儿身上，延续自己的生命。
当母亲的自我主动被放弃
简单心理：您提到一种双重逻辑：母亲根源性的自信来自一个事实，即，是母亲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但是母亲只能通过孩子才能得到外部的评价，因此也存在着不自信。这种双重逻辑在她们的生活里导致对下一代的占有。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这一代人自我的缺失？
信田小夜子：我认为这不是“自我缺失”，而是“自我被主动放弃”。作为处于性别不平等地位的全职主妇，为了生存必须放弃自我。
虽然也有不这样做的人，但许多平凡女性通过顺应社会常识，过着“作为女性理所当然”的生活。我认为这是“自我放弃”的表现。
简单心理：您提到，这一代日本母亲其实“她同样接受过战后民主主义的教育，至少可以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并为此迷茫和痛苦”，但是她们不能，“在人生的早期阶段，甚至有可能在青春期，她们就因某种巨大的、压倒性的东西被迫放弃了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能不能请您再谈一谈这种挫折？
信田小夜子：挫折是指，作为成年女性通过结婚、生育意识到女性处于压倒性不利和不平等地位的过程。这种挫折并非源于个人，而是源于对女性所处不平等地位的觉醒。
作为女儿把罪恶感降到最低
简单心理：对于被控制的女儿来说，您认为这种母女关系会对她们的亲密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据你观察，她们其中有些人会不会变成亲密关系中的“母亲”——甚至试图控制恋人？
信田小夜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因如此，我希望她们能读我的书，并让那些同样承受类似痛苦的女儿们以某种形式建立联系。仅靠家庭内部解决是困难的。我认为有必要咨询包括咨询师在内的外部专业人士，并参与各种团体咨询或自助团体。
简单心理：很多中国读者对您这本书深深共鸣。2024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有个流行的说法，叫做“东亚女儿，给妈当老公，给老公当妈”，意为——很多女性在家中倾听母亲、照顾母亲。结婚以后，她又做了丈夫的照护者。
很多女孩长期被强势的母亲操控，她们在拒绝时有强烈的愧疚感，并且无意识地复制亲密关系模式。一位网友把这种模式概括为“强势的妈，没用的爸，破碎的她”。修复边界感成为一件紧迫的事。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信田小夜子：自2008年以来，我已出版多部关于母女关系的书籍，却从未设想过日本以外的读者群。因此，得知自己笔下的问题在“东亚”家庭中同样引起共鸣，我颇感意外。日本的母女问题率先引发了许多年轻女性重新审视自己与母亲关系的浪潮，我对此表示欢迎。
不过，解决之道并非“修复边界”。
作为女儿的女性们，应与母亲保持距离，向母亲倾诉自己的痛苦，即使因此让母亲受伤，也要将罪恶感降到最低，这是最重要的。我始终只是为了那些痛苦的女儿们而写作。我认为，作为女儿的女性可以从母亲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才是最重要的。
简单心理：现在距离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已经过去十年左右。想要追踪一下，这些女儿后来是否成功逃离了母亲的掌控？她们会在母亲晚年的时候参与照护吗？
信田小夜子：自《母亲过于强势——守墓女儿的叹息》一书出版至今已17年，我开展成人孩子（Adult Children）的女性团体咨询已30年。我的书的读者，以及参加过我团体咨询的女性们，我认为她们已经从母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这并不意味着与母亲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因为许多母亲对女儿的痛苦毫无察觉。读过我书的女性中，有很多人与母亲断绝了关系，甚至有人连葬礼都不参加。
只要这些作为女儿的女性能够活出真实的自我，我都会支持她们。有女性拒绝照顾年迈的母亲，其中也有女性希望以“作为一名老年人而非母亲”的态度对母亲好。她们中有些人并非因为是父母，而是出于对一名老年人的“最基本的仁慈行为”而进行照顾。
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女儿是否能自主决定与父母的相处方式。作为咨询师，我始终支持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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