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意味着扩大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目标。但迄今为止大部分扩大内需的建议，都是从分配入手，很少把需求和货币政策联系到一起。但如果把需求的扩大视作劳动分工深化的结果，就可以发现货币的数量在需求的创造中居于最核心的位置。我们甚至可以说，需求就是货币的函数。
人类进步的根源就是劳动分工。通过分工人类可以完成远超个体生命周期的工作。早期分工只能在熟人社会开展。从家庭、村庄、祖宗到部落，熟人社会的规模就是分工的上限。而货币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分工范围，使得远方的生人甚至跨代的人之间得以展开分工。
分工的最大特点就是劳动都是异质的。怎样确定不同劳动之间的交换比例，就成为分工最大的交易成本。降低这一交易成本的办法，就是在所有劳动产品中选择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产品作为交易媒介，只要知道每一个产品和这个产品交换的比例，就可以知道每一个产品和所有产品之间的交换的比例。这个作为媒介的产品，就是市场的货币。货币被接受的范围越广，流动性就越好，其组织的市场范围就越大。
我们把依赖组织进行分工定义为计划经济，把通过货币分工定义为商品经济。由货币完成分工的集合，就是需求的总和。所谓“扩大内需”的本质就是怎样增加货币。
这就需要理解现代信用货币的创造。货币的基本属性，第一就是“人人都需要”，其次就是必须稀缺。如果不稀缺，没有代价就可以获得（比如空气），货币就无法为异质的劳动定价。因此，传统的实物货币，无论是贝壳、金银还是稀缺物资，最大的问题是数量有限。有限的货币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商品生产，多数人只能自给自足。争夺货币成为一个经济体能否致富的关键。过去200年，人类财富之所以出现爆炸式增长，商品种类之所以出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关键在于信用货币的出现，解除了货币数量的约束，成千上万以前只能自给自足的劳动得以卷入空前的人类分工的浪潮中。信用货币的创造不再依赖于自然的馈赠，而是把未来的收益（也就是债权）证券化，然后，通过国家税收背书，使其成为“人人都需要”的凭证，这个凭证就可以成为组织社会分工的货币。由于这种货币是未来的收益，信用就成为货币创造的关键。
现实中，货币创造是通过银行信贷过程创造的。首先要有一个资本市场对未来的收益进行估值，信用好的收益估值高，信用差的收益估值低；然后把这些可以随时在资本市场套现的未来收益拿到银行抵押，银行通过评估将这些不同信用的权益变成标准化的通证；国家通过指定这些通证作为纳税凭证，使这些凭证进一步变得“人人都愿意接受”，现代信用货币就被造出来了。
虽然上面是一个高度简化的货币流程，但基本概括把未来收益“提炼”为高流动性货币完整过程。资本市场能否创造出高流动性的权益，是银行能否创造出货币的关键。没有足够的信用做抵押，银行信贷就不可能完成，货币也就不可能进入市场。如果说银行是生产货币的工厂，资本市场上高流动的权益（equity）就是银行提炼货币的矿石。一旦资本市场崩塌，整个货币创造过程就会中断。市场上没有了货币，需求也就会随之消失。所有劳动不得不从分工退回到自给自足的状态。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要扩大内需，首先要增加货币；增加货币必须有足够的抵押品；足够的抵押品来自资本市场创造的权益；权益需要把未来收益增信；未来收益来自资产创造的净现金流。因此，权益市场就是货币创造的基石，权益市场的规模，决定银行能够创造货币的多少。
我们可以用一个资产负债表表示权益和货币创造的关系，表的右侧是债务端，由债务和权益两部分组成，表示钱从哪里来；左侧是资产端，由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组成，表示钱到哪里去。资产负债两端必须相等。从资产负债表中就可以发现，消费就是固定资产，内需就是债务端（货币总量）减去储蓄的剩余。如果说资产端创造了供给，债务端就创造了需求。
显然，如果货币没有被滘存或储蓄，货币的总量就是需求的总量。用一个等式表示，就是需求=货币总量-储蓄。这个公式意味着扩大需求的宏观政策只需两条，第一，增加货币；第二，减少储蓄。做到第二点比较容易，就是让货币尽可能平均分配。真正难的是第一条，增加货币。
有人以为货币是主权国家的天然权利，政府可以“印刷”任意数量的货币，这一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流动性的凭证根本不是货币。要想创造足够的货币，首先必须有充足的权益（equity）。或者，权益本身就是广义的货币。权益市场一般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等；其次必须有银行机构以权益做抵押发放贷款。通过信贷过程，货币从银行流入市场。这意味着没有债务，货币就没办法流入市场。进入不了市场，货币再多也不能带来需求。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怎样创造内需：
1）权益项（equity）
创造的是非标的流动性。从2025年，中国房市、股市、债市三大市场市值规模排序为：房地产市场（315万亿—400万亿元）＞股票市场（100万亿—110万亿元）＞债券市场（约19.62万亿元，上交所现货口径）。可见房地产在权益市场中占有压倒性的比重。如果房地产不恢复流动性，其他权益市场扩张再快，也弥补不了房地产损失的缺口。没有房地产预期的转变，扩大内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扩张阶段已经结束，城市人口不再增长，房地产必然难以为继。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房地产不仅仅是增量，更重要的是存量。房地产就像股票市场一样，虽然有起有落，个别企业会退市甚至破产，但长期看会持续升值。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固然与供给过剩有关，但对需求的政策抑制也是重要原因。
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一方面中国房地产不景气，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却在国外大量投资房地产。这都意味着中国的内需在大量流失。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外通过配置人民币资产对冲风险的需求迅速上升。相比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更安全的资本市场。开放离岸人民币投资一线城市和经济特区房地产，对于人民币国家化，扩大货币总量进而扩大内需，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其次是股票市场。中国有最强大的制造业，但中国股市（尤其MSCI中国）是全球估值洼地，其12倍预期PE不仅显著低于美股（22倍），甚至不如亚洲平均PE（15倍）。有人说中国股市估值低反映的是企业利润低这一“基本面”。其实正相反，中国企业利润低是因为股市估值低。因为在成本一定的条件下，货币总量越大，利润越高。而PE越高，货币总量才能越多。换句话说，股市才是“基本面”，企业利润是资产低估的结果而非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资产在海外上市也是一种变相的内需流失。截至2025年4月末，我国共有1727家中资企业在境外股票市场上市，市值合计79627亿美元，通过IPO募集资金4824亿美元，分别是同期A股股票数量、市值和IPO募资规模的31.9%、61.5%和9.3%，如果中国股票市场能达到美国股市的估值，这些中概股大都可以转回国内，改由人民币定价后的股票，都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动力。
此外，国债市场偏小也是权益市场不足的重要原因。次贷危机中美联储的国债政策从初期辅助性购债，逐步升级为核心调控工具，通过“直接增量购买”和“调整期限结构”两种方式，既实现了稳定金融市场的短期目标，也通过压低长期利率达到了降低财政成本、刺激经济复苏的中长期效果。这些政策央行都可以借鉴。很多人担心仿效美国救市会导致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美国和中国的体质完全不同，甚至正好相反，美国是劳动不足，货币增加会导致通胀和脱实向虚；中国是劳动过剩，在充分就业之前，货币增加只会扩大内需，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除了传统的权益市场外，中国城市化形成巨量的非标资产。这些资产可以通过RWA（real world assets）技术通证化，放到网上进行估值、定价，从而将非标资产转变为标准的权益，成为银行可以接受的抵押品。
2）债务项（liability）
债务项由银行贷款和外汇占款组成，创造的是标准化的流动性。2023年全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2.75万亿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2024年18.09万亿元，零售总额增长3.5%。2025年前11个月15.36万亿元，零售总额增长3.5%，两者几乎同步逐年下降。这一趋势也符合市场上最直观的体感——“没钱了”。从货币创造的角度，债务本身就是货币。消灭了债务，也就消灭了货币。而货币数量的减少，就是内需的减少。确保债务的可兑付性，对于扩大内需至关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项里的“外汇占款”的本质上就是外国的债务。用美元结算，进口的就是美国的债务；用欧元就是进口欧洲的债务。由于中国自身债务缺口造成的需求不足，资产端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债务端（也就是外需）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
2005年年末外汇占款余额达6.2万亿元人民币，较2004年末的4.6万亿元大幅增加1.6万亿元。但和前十个月高达一万亿美元的顺差相比，外贸结余对内需的拉动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创造外汇占款的前提是外贸顺差并强制结汇，留在境外的贸易盈余无法无助于扩大内需，2005年将企业外汇账户保留限额不仅没有收紧，反而提高到50%或80%，导致了内需的严重漏失。
在通货紧缩内需下降的周期，担心基础货币被动扩张，进而引发流动性过剩风险纯属多余。通过外汇占款创造的货币越多，越有利于扩大内需。与此相关的汇率政策本质上也是一个取舍问题，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外需（出口），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内需。当内需成为更主要的宏观目标时，汇率政策就应该转向升值预期，鼓励滞留在外的资本回流，推升人民币定价的权益市场。
3）储蓄项（current assets）
储蓄本质上是没有参与消费的流动性，会计上属于流动资产。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储蓄越多，消费越少。要想扩大内需，就要减少储蓄。截至2025年12月，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160万亿元，人均存款约11万元。从年度增量来看，前11个月人民币存款累计增加24.7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新增12.06万亿元；仅前三季度住户存款就增加了12.73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可见储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11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更是达到326.96万亿元，同比增长7.7%，整体储蓄体量十分庞大。
在货币总量减少的背景下，储蓄的增加对于扩大内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个趋势不扭转，内需就会进一步恶化。减少储蓄的一个常用办法，就是降低存款利息。但如果降得过低，储蓄就可能流向利息较高的货币获取息差，或者干脆以现金的方式“滘存”。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政府利用低息把居民储蓄借出来直接消费（也就是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更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预期，如果市场认为资产负债表开始由缩转扩，储蓄自然就会流向消费。而改变预期的最快办法，就是推动房地产、股市为核心的权益市场升值。
由于中国城市化进入存量阶段，缺少可投资的项目，把借出来的储蓄投资权益市场（比如购买不动产、股票等）会是更好的选择。权益市场的扩大会带动债务端（也就是货币总量）的扩张，同时又能减少储蓄。内需等于货币总量减去储蓄。资产负债表两端一增一减，内需可以实现双重扩张。2025年7月住户存款罕见同比减少7800亿元，而证券、基金等非银机构存款同期暴增2.14万亿元，但9月又迎来存款回流，单月居民存款增加2.96万亿元，没能保持这一良好势头，和A股没能保持增长预期有很大关系。中国股市在关键时刻再次掉链子，没能起到扭转预期的作用。
4）消费项（fixed assets）
消费由资产负债表里的固定资产（CAPEX）和利润表里运营支出（OPEX）组成。现在不少人把利润表里的支出算作消费，并把投资和消费对立起来，殊不知在资产负债表里，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你的投资就是我的消费。指望减少投资来扩大消费无疑是南辕北辙。今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4.4万亿元，同比下降2.6%，且11月环比下降1.03%，相比1—10月1.7%的同比降幅进一步扩大，整体投资态势偏弱。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更为明显，同比下降5.3%；在市场主体消费下降的周期，政府更要逆周期投资，否则内需就会进一步恶化。今年1—11月，国有控股投资同比下降1.1%，下滑幅度小于整体水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投资大盘的作用。但远没有达到弥补民营经济投资的下滑。
消费是所有分工参与者自发的市场行为，无需政策鼓励。消费的唯一约束就是货币：1）总量：债务端创造的货币多，消费力就强；反之，消费力就弱；2）储蓄：债务端扩张，就减少储蓄；债务端收缩，就增加储蓄。前者由权益市场决定，后者由市场预期决定。宏观而言，扩大内需其实很简单，一是扩大权益市场；二是保持权益市场升值预期。
此外，财富分配也会影响消费。假设每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近似的，财富越平均，社会加总的消费力就越强。中国房地产之所以是内需创造的主要引擎，就是中国超高的住房自有率。目前不同机构发布的中国城镇家庭住宅自有率数据略有差异，但核心区间集中在87%—96%。高自有率使得房价上升，就可以立刻惠及几乎所有家庭。对比中国股市，家庭股市开户占家庭总数比重约为25—30%，实际参与股票投资的家庭更少仅约8.8%。股市上涨反而会加大财富分化。
通过股市拉动内需应当先实现股市平权。与给每个家庭发钱相比，扩大消费更好的做法是发股票。假设用每人一万元消费券购买股票，然后通过养老金个人账户平均分配给每个家庭，就可以扩大所有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拥有14万亿股票的散户就会构成股市的基本盘，只要股市上涨，内需就会扩大。对于日交易额2万亿左右的盘子，14万亿买盘在短期内入市，拉动股市上涨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2025年特朗普政府提出，为2025—2028年间出生的美国新生儿，由财政部直接注入1000美元作为账户启动资金，且这笔钱需投资于跟踪标普500等美国大盘股的指数基金。除政府注资外，该账户还有多元资金注入渠道，比如戴尔夫妇等私人捐赠为10岁及以下儿童每人追加250美元；亲属每年最多可存5000美元，企业雇主每年可为员工子女账户投入2500美元，且这些投入大多附带税收优惠。资金需锁定18年，18岁可提取50%余额，25岁可全额用于创业或教育，30岁才可自由支配全部资金。美国的这些计划虽没有实施，但却可以成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借鉴。
理解内需的生成是扩大内需的第一步。从货币和分工的视角思考内需的创造，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有用的政策工具。没有船和桥，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没有有效的政策工具，扩大内需只会停留在口号上。市场就像一片森林，每个家庭、企业就像一棵树，内需是否繁茂，不能靠给每棵树施肥，给每个市场主体补助，而是要让整个经济的气候变暖。这个气候就是货币。只要有钱，消费就会自然发生，内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