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深港合作走过了数十年协同共生的发展历程，最初依托“前店后厂”的经典模式实现功能耦合，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形成双城双轨并行、互补共赢的发展格局。如今，全球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大国博弈持续加剧，深港两地赖以高速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颠覆性变化。站在时代变局的关键节点，两座城市亟需重新锚定新时期战略定位，重塑适配新阶段、新格局的深度合作关系。
01 制裁变局：深港合作逻辑的根本性迭代
过去数十年，深港分工清晰、优势互补：香港依托自由港、国际化制度优势，承担离岸窗口、资本引流、国际网络链接的核心功能；深圳立足本土产业基础，承接制造业落地、深耕科技创新研发。彼时双城合作的核心命题，是效率最大化、红利最大化，聚焦如何通过精准分工实现价值共赢。
而全球地缘格局剧变，彻底改写了深港合作的底层逻辑。根据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2026年7月综合筛查清单数据显示：在美对华制裁清单中，香港涉及947项、深圳涉及289项，分别位列全国第一、第三位，其中香港相关制裁占比高达30%。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进口受阻，国际科创合作渠道收紧，“脱钩断链”风险持续冲击两地高精尖制造、现代物流等核心产业。
曾经依托地缘中立、制度优势左右逢源的发展模式彻底终结，香港无法再复刻新加坡的套利路径。外部壁垒常态化、不确定性成为新常态，深港合作的核心命题完成根本性切换：从过去“分工创造增量红利”，转向当下“抱团抵御风险、共建城市韧性”，以双向深度嵌入，提升双城动态适应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香港的国际化规则、金融法律专业优势，若仅停留在离岸服务层面，价值将持续受限，唯有深度嵌入内地完整产业链、供应链纵深，才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核心势能；深圳的硬核科创产业体系，若脱离国际资本、全球规则的赋能，极易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孤立被动。彼此深度嵌入、长短互补、风险共担，成为变局之下深港共生发展的唯一答案。
02 使命跃迁：双城主阵地的全新国家坐标
深港的城市定位与合作使命，始终紧跟国家发展进程迭代升级。从国家“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深港双城的国家角色持续跃迁，在时代变局中肩负起全新的战略使命。
香港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与内地开放同频共振、持续迭代升级的进化史。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是内地对外交流的唯一桥梁与窗口；改革开放后，成为内地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全球化时代，升级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纵观每一次角色跃迁，香港都精准匹配内地不同发展阶段的稀缺资源需求，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结构性功能。
从核心属性来看，香港是衔接内地与国际两套体系的顶级“转换器”。内地与国际在法律体系、资本流动、监管规则、贸易体系上存在天然壁垒，而香港依托普通法体系、自由港属性、资金与信息自由流动的核心优势，完美承接两套体系的对接、转换与风险缓冲职能。
这一结构性优势具备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性：新加坡拥有国际规则却无广阔腹地，东京坐拥成熟金融体系却受制于单一经济体，上海依托庞大在岸市场却受限于资本账户管理。唯有香港，兼具国际通行规则体系与祖国广阔市场纵深，2025年全球近八成离岸人民币支付在此完成清算，正是其核心价值的最佳佐证。
变局之下，香港使命再度升级：从“超级联系人”迭代为“超级增值人”。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两端链接，而是依托世界级金融、法律、认证、专业服务能力，为内地企业出海、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增值，提升中国主体参与全球竞争的能级与话语权。（数据来源：WOS，香港高质量论文全球城市合作网络，2024年7月-2025年6月）
与香港的国际化服务属性互补，深圳的核心使命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富起来”的进程中，深圳以改革开放“窗口”“试验田”的身份，从滨海农业县崛起为产业新城，闯出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新路；在国家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深圳升级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先锋主阵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角色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跟跑者，加速迈向并跑、领跑阶段。
当前，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光明科学城集聚超大科学装置集群，鹏城实验室深耕基础研究短板，构筑起国家原始创新与硬核科技攻坚的核心载体。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正是深圳科创主阵地对接香港国际资源的核心接口。如果说香港是链接全球的国际规则转换器，深圳就是支撑国家产业升级的创新发动机。（数据来源：深圳市知识产权局年度专利分析报告）
03 差异即红利：香港更香港，深圳更深圳
深港深度合作的核心前提，是正视两座城市的结构性短板与差异化禀赋，摒弃“同质化发展”的误区。两座城市的短板与优势高度互补，构成了天然的协同基础。
深圳的核心短板在于软实力不足：202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6.67%，稳居全国前列，但基础研究投入仅占研发总量的6%，源头创新、基础科研短板突出，创新结构失衡；同时在跨国总部集聚、高端专业服务、国际文化影响力、全球规则话语权等国际化软实力层面，与顶尖国际城市仍有明显差距。
香港的核心短板在于硬产业缺失：本地制造业占GDP比重仅1%，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实体经济支撑薄弱；人口老龄化显著，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4%，产业发展缺乏充足的人力与实体载体。
深圳短板恰是香港所长，香港短板恰是深圳所擅。盲目推动双城同质化、抹平发展差异，是对两座城市稀缺禀赋的极大浪费。深港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趋同合一，而在于差异化协同。
从底层逻辑来看，跨境要素流动的核心动力来自制度势差。“一国两制”赋予深港截然不同的制度体系、市场规则与资源禀赋，这种天然差异形成了资本、技术、人才、信息跨境流动的核心势能。若盲目追求一体化、抹平制度边界，势差消失、动力归零，合作也就失去了核心活力。边界与差异从来不是合作障碍，而是深港独有的制度红利与合作动能。
基于此，新时代深港合作的核心准则清晰明确：香港更香港，深圳更深圳。
“香港更香港”，即坚守并放大自身核心特质：持续维护普通法商事环境、自由港资金信息自由流动优势，持续集聚全球高端人才与专业服务业态，牢牢守住中国境内最纯粹、最顶尖的国际化规则枢纽地位。
“深圳更深圳”，即夯实自身核心底色：坚守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端制造的核心优势，持续强化高效的技术产业化能力，筑牢国家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的核心堡垒，打造全球顶尖的技术转化高地。
04 长板互助：从战略协同到空间落地的四维合作路径
差异化是合作基础，协同赋能是合作目标。依托双城不可替代的核心长板，深港可通过四大维度实现双向赋能、全域协同，实现1+1>2的叠加效应。
一、创新协同：源头创新与产业转化双向接力
香港坐拥五所全球百强高校，深度链接国际顶尖学术网络，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实力雄厚；深圳擅长中试验证、工程迭代、规模化制造，产业转化效率全球领先。两地依托河套—新田科创特区，落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殊机制，打通人才、资本、技术、科研物资跨境自由流动壁垒。构建“港校源头创新—河套概念验证—新田中试熟化—深圳产业落地”的完整跨境科创闭环，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硬核赛道联合攻关，补齐国家原始创新与产业转化衔接短板。
二、价值赋能：金融资本与硬核科技双向奔赴
香港以国际资本、全球规则、专业服务赋能深圳科创产业：晶泰科技依托香港上市打通实验室技术与国际资本的链接通道，海辰储能借助香港国际认证与品牌公信力，让深圳智造以更高附加值走向全球。
与此同时，深圳以硬核科技反哺香港产业升级：将区块链、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能力注入香港数字资产、金融科技全新赛道，助力香港从传统国际金融中心，迭代升级为国际创科金融中心，打破产业单一化困境。
三、供应链出海：中国智造+国际服务全球落地
深港组合形成“内地产品工程+香港服务网络”的出海新模式，抱团参与全球竞争。依托深圳成熟的出海产业服务平台，联动香港法律、金融、认证、咨询等高端专业服务机构，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全链条、一站式赋能。同时深化两地机场、港口物流协同，在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区域布局海外合作基地，构建“深圳创新、香港服务、全球落地”的国际化网络体系，提升中国产业全球竞争力。
四、民生同城：构建两制融合的临界都会区
双城民生服务高度互补：深圳具备优质、高性价比的城市生活配套，成为港人北上消费、居住、休闲的首选地；香港拥有国际化高端医疗、教育、专业服务资源，可反向赋能深圳城市品质升级。
依托香港北部都会区、深圳临深片区两大临界板块，打造深港同城化核心枢纽。在人员、车辆通关便利化的基础上，持续推进跨境消费、跨境教育、跨境医疗、跨境社保协同合作，打破两制服务壁垒，建成全国独有的两制无缝衔接临界都会区，实现产业协同与民生融合双向落地。（数据来源：百度LBS数据，深港跨境通勤联系图）
结语
新时代的深港合作，早已超越普通相邻城市的资源互补，上升为国家应对全球规则重构、抢占国际竞争主动的核心战略布局。摒弃同质化发展的误区，坚守“香港更香港、深圳更深圳”的差异化定位，以长板互助、双向赋能、风险共担、全域协同为核心路径，方能构建不可复制的双城核心竞争力。
当差异化制度红利充分释放、双向深度融合全面落地，深港将携手崛起为世界级“双子都会”。两座城市协同成熟的终极形态，从来不是彼此趋同，而是各自守住核心优势、持续放大不可替代性，共同扛起国家高水平开放与科技自立自强的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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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备注：本文基于2025年财政部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深港合作策略与临界地区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成员：方煜、何斌、陈少杰、王陶、胡诗齐、蔡澍瑶、徐雨璇、孙文勇、刘菁，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深圳市城市规划学会湾区协同规划与治理专委会执行副主任，东南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访问学者。深耕城市与区域规划、深港湾区协同、实施性规划等领域，主持参与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深圳都市圈规划等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斩获多项国优、省优规划奖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另一作者为南京大学城乡规划学硕士，长期深耕湾区协同、城市战略规划研究，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与重点规划项目。
出品单位：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研究中心